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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外包

来源:M88明升官网 | 时间:201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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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随着创业风气的发起,已经涌起创业项目外包公司的兴起,已经不仅仅局限为了降低成本,更多的是为了解决自己雇佣技术人员或者无法管理技术人员的难题。

  所谓软件外包就是一些发达国家的软件公司将他们的一些非核心的软件项目通过外包的形式交给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的公司开发,以达到降低软件开发成本的目的。众所周知,软件开发的成本中70%是人力资源成本,所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将有效地降低软件开发的成本。

  中国已经有不少的公司开始介入软件外包这一领域。软件外包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有上海、北京、大连以及深圳等城市。以北京为例,有40%的软件企业参与外包项目,软件行业60%~70%的营业额来自外包。在上海和北京,一个软件外包工程师的月薪达到7,000~10,000元人民币,而同样能力的软件工程师在武汉只需要三~四千元人民币。资本的特征是向成本更低的地方流动,所以,近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大量的东部软件公司准备迁移到中部地区,首选的地区主要是武汉和西安。

  软件外包将为中国软件业带来什么呢?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机会,还有先进的软件开发管理流程,以及严格的软件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发展软件外包产业,中国的软件产业将逐渐地告别手工作坊式的开发时代,进入工程化、规模化的开发领域。

  软件外包也应该有这样两种形式:1、总包,2、分包。(这个总包、分包和建筑中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里所指总包即对整个软件项目的总包,不是将一家企业所有软件的开发全部承包)基于软件的特殊性,我想一个企业不会将一个软件项目分开分别发包给几个软件公司各自来开发的,如果直接从发包的企业外包软件的话,应当可以总包的。从大量的报道来看,我们国家的软件公司基本是从其他软件企业分包而来的业务,这也就使国人产生了软件外包就是从软件企业分包业务的错觉。

  从软件外包的内容看,凡是被分包出去的,都是软件系统非核心的内容。核心内容和技术都被总包的大型软件开发商牢牢控制着。做软件分包,为国外大型软件企业提供软件外包服务,就像民工为包工头做工一样,只是在做软件外包最底层部分的编码工作。如果一直做软件外包中的分包,对产品不能拥有任何知识产权,也始终没有任何技术竞争力。

  BPO包括人力资源、采购、财会、客户中心、后勤、研发、营销、工厂运作、培训,这些大类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不仅IT行业需要BPO,而且BPO的每项业务都离不开IT业务的支持,从而产生IT外包机会。

  一个软件开发项目通常要经历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等几个大的阶段。其中设计又包括整体设计、系统设计(把整体架构变成一块块系统)、详细设计几个环节。详细设计之后软件就变成了一块块模块,这以后才进入编码。到了编码阶段时,最后就剩下软件蓝领为模块的Coding工作,在印度通常由受过一两年训练的高职毕业生担任。

  软件最后的测试又是一个复杂过程——有单元测试(小模块测试)、系统测试(块与块的联系整合)、总体功能测试。期间由测试编程工程师编写测试工具,制定测试规则,其难度不亚于系统框架的制定。最后才由测试工程师完成测试的任务。

  企业若想把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业务做强做大,必须与国际软件市场接轨——包括英语、日语的理解与沟通能力,技术接轨、管理接轨、做事方法接轨、知识产权接轨。还有质量保障、信誉度保障、风险控制能力以及知识产权保障等方面。以上条件显然国内大多数小作坊式软件企业还做不到。但这也未必表示小作坊软件企业就没有机会承接软件外包服务。因为软件外包项目中,软件测试项目最适合中国现阶段小作坊软件企业的行业特色。

  服务外包和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信息社会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服务外包和软件产业不仅能创造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由于其强大的渗透和辐射作用,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倍增器。

  中国商务部认定的软件外包服务示范基地目前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深圳,广州,武汉,哈尔滨,成都,南京,西安,济南,杭州,合肥,南昌,长沙,大庆,苏州,无锡,厦门 。

  增长速度很快。尽管中国与印度一样,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开始承接国际软件外包项目,但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快速发展,而中国直到2003年前后才开始出现快速发展的局面。根据咨询机构IDC(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软件外包市场:十大主要软件外包公司介绍》显示,在求过于供的市场状况下,2004年中国软件外包市场以49.9%的速度增长,达到了5.99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在未来五年内将会保持50.9%的高速增长率,到 2009年市场规模将达到46.96亿美元。

  软件出口以日本市场为主。中国的软件外包市场主要集中于亚洲,其中日本市场是中国软件外包服务的主要发包市场,在6.33亿美元的外包服务市场总量中,日本市场需求额达到4.02亿美元,所占比例为63.5%,美国、中国香港和欧洲市场分别占据了13.7%、10.3%和3.3%。由于日该企业自身管理上的特点,很少有最终项目整体发包到中国,发包的一般都是其作为总承包方进行系统设计、架构分析之后分解出来的子模块,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加工贸易的性质比较明显,这也是造成目前国内各界对软件外包有所诟病的重要原因。但是已经看到的是,最早进入日本市场的骨干企业已经开始与日本的总承包商一起面对用户,从需求开始介入项目、参与设计承接详细设计和开发及测试工作,并承担后继服务,对日本市场的基于IT的业务流程外包也已经开始。

  软件外包企业主要集中于北京、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这几个地区的共同特点是拥有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基础,拥有当地政府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一大批通晓外语的软件人才、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软件企业在此形成了群体优势,并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软件产业链。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国家在促进软件出口方面的扶持力度有所增强。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信息产业部批准,建立了北京、深圳、上海、南京等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为其创造良好的政策、人才、技术、资金、市场和出口条件,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优势,形成了以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中的国际化软件企业为龙头,辐射周边地区,带动全国软件出口的产业格局。

  本土软件企业规模还比较小。微软、IBM、Oracle等跨国软件企业由于资金实力雄厚,发展速度十分迅速,研发人员规模基本都在3000-5000人左右。但是本土的研发型软件企业一般都只处于1000人以下,很难开展战略性的长期基础研发项目。即便是企业规模发展十分迅猛的纯粹软件外包企业中,出现中讯、文思、博彦等一批员工达到3000人左右、出口超过千万美元的企业,但是相对印度的TCS、Infosys等员工超过5万人、经营规模达到5亿美元的大型外包企业而言,中国外包企业规模还是比较小,难以承接到大型软件外包项目。

  CMM、ISO等各类认证没有达到真正提升企业管理能力的目的。各类认证是企业能够提供相应产品质量的基础保证,是软件企业开拓离岸外包市场的敲门砖。但是一方面通过高等级认证的软件企业比较少,另一方面即便是通过高等级认证的软件企业,也难以被认为具备管理大型软件外包项目能力的企业。原因是许多软件外包企业本末倒置,一昧地参加各类认证,而不是将认证视为提升企业研发和管理能力的重要手段。这样的结果是即便在初期发包企业基于高等级的认证发包一些项目,但在实际合作中会逐渐认识到企业的真正能力而终止长期的合作。

  根据对大量从事国际软件外包企业的调研可以归纳出,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企业经营模式有以下四种,其主要特点如下:

  ⑴成本中心型。看重的是中国优秀的研发人员和低廉的人工成本,可以在实现提高研发效率和产品研发质量的基础上降低成本。

  ⑵主要承接母公司的软件开发项目,一般不在本土承接业务,业务技术层级比较高。这类企业一种是母公司内部发包的以软件产品研发为主的项目,按照跨国公司内部水平分工的模式,主要从事公司核心软件产品的开发和研究工作,其中有许多研究项目关系到未来软件的发展方向,是提升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举措;一种是母公司以总承包商的形式承接海外其它最终客户的软件服务订单,而将订单中具体研发任务发包到中国,较为典型的有日本软件巨头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技术示范效应十分明显。

  ⑶结算基本上都是跨国公司内部定价,在税收等方面的经济收益不明显,但是可以通过人才培养、技术示范获得间接收益。

  由于中国具备大量优秀、成本相对较低的软件研发人员,这对人才缺乏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一般而言这类企业承接的项目技术含量较高,大多进入到中上流工程,对中国自主软件研发能力的提升有比较大的帮助,比较吻合中国的资源条件和发展定位。

  ⑴利润中心型。目的很明确,就是市场驱动,为了开拓中国本土巨大的软件市场,是纯粹的利润中心。这类企业对国民经济的税收贡献和就业贡献较大,资源消耗少,有利于中国提升产业结构。

  ⑵竞争能力比较强大。一是具备成熟的软件中间件和高效的软件研发能力,二是具备对金融、电信、制造、政务等特定行业专业知识的深入理解,通过二者的结合形成核心竞争力来开拓中国本土的软件开发业务。

  ⑶短期内对传统的中国软件企业有一定挤出效应,但长期看来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会更为明显,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软件企业一定具备比较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

  ⑷软件的技术含量较高,项目的技术示范效应比较明显,对软件应用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有着明显效果。如中国建设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应用IBM等跨国软件公司的系统,大大提升了服务效率和水平。

  ⑸这类公司基本上在中国同时会设立软件研发机构和市场开拓机构。大部分情况下,软件研发机构和市场开拓机构的业务并没有关联,一般都同时隶属于总部管理。市场开拓机构中也会有一定的技术支持人员以方便市场开拓之用,只有当在中国的业务开拓过程中,确实需要研发机构提供技术支持时,彼此之间才会有业务上的联系。

  ⑴是纯粹的利润中心,主要承接来自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软件外包业务,以此获得规模经济上的收益。

  ⑵公司创始人一般都与跨国软件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大多数企业的领导人或技术骨干具有海外留学或软件开发经历。往往是这些创始人在跨国公司工作中看到外包业务机会,开始创立这样的企业。也就是说,外包业务开展之前企业并不存在。

  ⑶发包企业看重的主要的人力成本的优势,承接的项目加工性质比较明显。从全球分工的角度看,这类业务一般处在软件研发中垂直分工中产业链比较低端的部分,技术含量不高,增值空间较小。

  ⑷企业增长速度十分迅速。以承接跨国公司离岸研发中心、跨国软件企业分包业务为主。对软件人才有着强大需求,许多企业在几年内就能达到3000人左右的规模,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⑸业务再转移的风险较大。由于这类企业主要依靠成本优势生存,比较少地拥有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一旦出现新的人力资本较低、合适人才数量充足的新兴市场,发包方很容易为了降低成本而将业务转移出去。

  由于软件外包首先出现在跨国公司进入较多、本地软件人才充足的地区,所以这类企业首先在北京、上海得到快速发展。但由于这类模式的成本敏感特性和北京、上海成本较高的影响,已经出现向西安、成都等二线城市转移的现象。从发展趋势看,这类企业可能出现企业总部和核心研发团队在北京和上海、大量低层次的编码和测试人员在其他城市的局面。

  ⑴拥有较强的软件研发能力。一般都是依托过去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在承接外包业务以前就已经存在。发包企业看中的不是人力成本的优势,而主要是开发经验和开发效率。

  ⑵企业可以通过承接外包业务中获得的经验为自身的软件产品开发和本土企业服务,技术效应比较明显。

  ⑶从全球分工角度看,这类企业承接的一般都是水平分工业务,提供的是端到端服务 ;(end-to-end services),技术含量比较高,增值空间比较大,项目研发性质比较明显。

  ⑷容易成为发包企业的战略性合作伙伴,长期合作的可能性较大,发包企业将业务再转移的风险较小。

  ⑸服务合同持续时间长。这类合同一般需要进行长期的合作,软件外包提供商和发包商之间需要经过长期的合作,才能开发出知识含量高、具有前瞻性的软件产品。

  这类企业是中国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突破的重要所在,这些企业本身就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又可以承接到国际上技术先进的软件研发项目。政府如果给予相应的资金、人才方面的支持,很容易促使这些企业将在国际软件外包中学习到的先进技术应用到国内市场,需要政府给予高度关注。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软件的出口增速基本上高于同期货物出口增速,在服务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成为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2004年外资(含港澳台)软件企业数量尽管只占11.9%,但是资产总额占23.1%,就业占25.3%,营业收入占35.1%,这说明外资软件企业的资本含量和单位人员产出效率都比较高。

  由于跨国公司十分看好中国的软件人才素质和市场机会,纷纷加大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和市场开拓机构的力度。以微软亚洲工程院为例,从2003年设立之初的20人发展到2006年的400人,间接受益于微软亚洲工程院项目的国内合作伙伴员工从2004年的300名上升到2006年的2000多人。与此同时,纯粹以承接软件外包的本土企业发展速度更快,以北京文思公司为例,1995年成立时只有5人,到2006年9月份已经达到2400人。其中本科毕业的占70%,有研究生以及具有海外背景的达到30%,能够熟练使用英语的技术人员达到90%。

  由于大量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软件研发机构承接的研发项目都是全球水平分工上的高技术项目,本土软件企业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承接的软件外包项目层级也在不断提升。通过这些项目的合作开发、跨国公司的人员回流和企业间的学习模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国际上先进的软件研发技术和软件项目研发管理经验带到本土的软件企业中,促进本土软件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

  产业集群的形成可以发挥行业的规模效应,有效降低软件外包企业的外部成本。许多城市在软件外包发展初期,企业散落在全市各处。自软件园区开始建设以来,集中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大型软件外包企业,产业集聚度明显提高。以中关村软件园为例,到2004年底,软件园入区企业217家,仅占全市软件企业数5713家的3.8%;就业1.36万人,仅占全市软件产业就业12.79万人的10.6%;但是营业收入达到91.8亿元,占全市325.4亿元的28.2%,出口0.35亿美元,占全市2.38亿美元的14.7%。这充分说明软件园区的企业在软件产业的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较高,人均产值较大,产品国际化程度较高。软件外包企业在园区内集聚之后,围绕软件外包形成了包括咨询、培训、咨询、开发、分包、风险投资为一体的产业链,通过园区的基础设施、品牌效应、风险投资、人才汇集等方面的资源共享,促进企业之间的技术学习交流和市场竞争,使园区的整体效益大于各组成部分的效益总和。

  过去很长时间国内各界只重视硬件,对软件的价值认识不足。Oracle、IBM等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初期,不得不将硬件价格提得很高,将软件价格报低,甚至白送,而从硬件价格中将软件价值进行回收。在长期的竞争合作中,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对软件在提升竞争力方面的认识日益加深,这对国内软件市场的培育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跨国软件企业的进入还在客观上促使政府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改善电信、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和管理服务水平,提高其他行业的生产效率。

  应该注意到的是,由于不同外包模式的目的不同,其对承接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有所不同,有的在就业方面贡献很大,有的在税收方面贡献很大,有的在技术引进吸收方面的贡献很大。具体见下表:

  外包企业模式:跨国公司设立的软件研发机构、跨国公司设立的市场开拓机构、本土纯粹软件外包企业、本土研发型软件外包企业

  典型企业:Microsoft亚洲研究院、Oracle、野村综研、路透集团IBM中国公司、中软国际、SAP、SUN、Unisys、TCS 、文思创新、博彦科技软通动力用友软件工程、方正国际、中科开元

  技术:可以带来国际最为先进的软件技术,行业间的后向技术效应明显,管理示范效应明显,可以接触到国际最先进的技术

  环境:产业发展号召力强,对形成良好的软件发展环境十分重要,培育国内软件市场,短期有挤出效应,长期有竞争和示范效应,进行产业链配套,利于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声誉

  所需要素:大量技术素质高、成本低的高端人才,大量行业专业人才,软件二次开发和技术支持人员,大量软件人才,大量高素质技术人才

  技术:对技术交流的氛围要求高,要求有专业知识,并了解中国企业的技术特点,对企业管理技术要求高,要求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

  市场:依赖母公司业务,对市场要求不高,要求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主要面向国际市场,提高为国内服务能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开展国际软件外包不仅可以带来经济、就业上的贡献,还会带来很大的技术外溢。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外包模式产生的贡献和需求的资源条件不一样,与此同时不同城市的资源禀赋也是不一样的,二者必须实现良性对接,才可能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北京、上海有大量总部性公司,高端人力资源较为丰富,但是人力成本和房租、水电、电信等商务成本较高,这样的资源条件决定这两个城市可以作为中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龙头城市,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重心应定位在两个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软件研发和软件市场开拓。而西安、大连、成都等城市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商务成本相对较低,人员流动性小,适合开展简单的、对成本比较敏感的软件编码、测试、本地化和BPO业务中的数据处理、文档管理等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业务。

  企业是市场主体,许多关系到企业竞争力的问题需要企业自身去做,但是一些涉及到外部制度环境的问题需要政府着力加以解决。从调研中发现,中国要大力承接国际软件外包业务,政府在提供支持、创造环境方面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中国对软件产品研发和CMM认证、软件出口、出国参展、软件人员的税收返还等都有一定优惠,但是在承接软件外包的定位上还不明确,尤其是发展较好的几个主要城市,认为只要是外包就符合城市发展特点,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外包企业都给予支持,而没有看到不同的承接模式要求不同,城市间存在比较明显的恶性竞争,不利于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中国外包”的良好形象。

  在软件企业的认定上只认定软件产品企业,大量符合国际发展潮流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难以享受到这些政策。

  研发型软件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十分重视,尤其是在企业还没有获得知识产权之前的商业机密保护,BPO型的软件企业对商业机密的保护要求很高。尽管国内有完整的法律制度,但是在商业机密和数据信息等方面的保护上只有当违法造成损失之后才能进行惩罚,而且惩罚力度较小。曾经有一个日本高端研发项目发包到北京,由于接包企业的一个员工对企业管理不满,声言要在网上公布企业的研发进度和成果,引起日该企业高层的高度关注。事后由于制度上的缺失,认为该员工没有产生实际的损害后果,没有承担任何民事和刑事责任,致使日本发包企业不再将项目发包到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一旦造成泄漏,将会给自己造成巨大损失,这也是许多高质量的外包项目难以发包到中国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的软件人才较多,但是真正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端人才依然缺乏,尤其是既懂行业专业知识、又懂软件知识的高素质人才严重不足。留学归国人员以及在跨国公司工作的高层人员对母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尽管在留学生数量、吸引留学生归国创业的吸引力方面有很大优势,但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尽管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在产业发展趋势研究、将行业发展困境与政府沟通、规范和引导人员合理流动、推介中国承接软件外包的特点环境方面与印度的NASSCOM相比还有很大不足。

  软件外包企业融资困难。融资问题对于软件企业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由于中国传统的银行贷款需要固定资产抵押,而软件企业作为一个服务业企业往往只有比较少的固定资产。

  国家有关部门应研究中国促进国际软件外包发展的宏观政策,加大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对城市的发展定位加以引导。

  改革现行软件企业认定办法,将从事软件服务业务的企业认定为软件企业,享受软件企业相关支持政策。

  改革对企业CMM、ISO等认证的支持方法。提供支持的政府部门需要进行考核,企业是否确实通过认证而提高了企业管理能力。促进企业改变观念,通过认证切实达到提高企业管理能力的目的,而不是为认证而认证。

  政府可以通过完善信用体系,解决银行贷款的后顾之忧。打通出口信用保险、担保、风险投资等多种融资渠道,改善软件外包企业融资环境。

  尽可能制定法规,降低侵犯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打击门槛,加大打击力度,加强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

  主要要解决高端人才的问题。中国有大量高素质人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有许多直接留在当地跨国公司就职,他们了解国际上先进的软件技术、项目管理经验和行业专业知识,通过制定一定的政策导向(从调研中反映出来,主要是要解决好他们的子女就学),加强宣传推广,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人才储备途径。此外,可以建立多层次的软件人才培训体系,培养既懂英语、软件专业知识,还具备行业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借鉴印度NASSCOM的发展经验,维护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一方面促进软件需求方了解软件价值,培育并规范国内软件市场,另一方面规范软件外包企业的经营行为,尤其是在国际竞争中避免打价格战等恶性竞争。联合大中小型会员,以共同品牌开拓国际市场。推广中国的软件发展环境,使全球软件发包企业了解中国的软件研发实力和不同城市的发展定位。

  国际外包市场开发和国内软件市场发展并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内软件市场是国际软件市场的重要构成,这从国际软件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就可以得到证实。与印度相比中国存在巨大的国内软件外包市场,这是中国软件企业开展外包业务的一个重要领域。要在目前日本市场的基础上,力争使承接的项目往价值链的高端爬升,同时要重视开拓欧美市场。发挥中国制造业发达的优势,大力开展嵌入式软件开发,做到单体软件开发和嵌入式软件开发并重。简化出国签证手续和外籍人员在中国工作签证的手续,为人才的国际流动创造条件。

  在江湖老刘看来,联创工场之所以能与众多行业巨头达成战略合作,离不开其经营理念——技术合伙人,你把自己当做客户公司的技术部门,技术合伙人,用心服务,自然会受到客户的青睐。